周恩来的故事集合3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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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的故事篇1

　　1961年，我走进西花厅，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，从此一直陪伴总理。1976年，总理去世后，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。30多年间，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、严于律己、心中无我，永远把党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。

　　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

　　周总理的节俭，首先体现在饮食上。

　　开会用餐“四菜一汤”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。那是1960年的夏天，中央在北戴河开会，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，就是“四菜一汤”。这四菜就是鱼、肉、蔬菜之类的，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。国务院开会的用餐，每人一碗大烩菜，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、粉条、豆腐、排骨之类，桌上再摆几碟泡菜、酱菜、青椒之类的小菜。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，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、4角钱。

　　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，以支援缺粮地区。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，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。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：要少吃肉、少吃鱼、多吃菜。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，他说少吃，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，不然他会严厉批评，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。三年中，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，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。1962年6月，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。一到住地，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，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，连鸡、鸭、鱼、肉、鸡蛋、罐头、香肠也列入其中。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。

　　在穿的方面，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允许奢侈浪费。

　　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，周总理出访了非洲、亚洲14个国家。出访的国家多、时间长，而且气候多变，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，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。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，内衣不准做新的，说是内衣旧一点，穿在里面没关系。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、两套睡衣，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。出访前，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，就把穿过的衬衣、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，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，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。1963年12月14日，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，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。当地天气很热，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，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，谁也没想到，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。

　　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，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。时间久了，3套衣服有的变色，有的损坏，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，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。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，破了一个洞。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，他不同意，说补一补还可以穿，外宾也不会注意。就这样，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，为了对称，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，补上一块。

　　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，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，鞋面也已陈旧，就向成元功打听，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，这么旧了，怎么还不做新的。成元功说，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，穿了6年多了，鞋底都换了两次了，总理不让做新的。我们给总理买袜子，一次要买五六双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，能穿久一点。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，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，大都是棉线袜。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，没有一双是完整的。破了，就让服务员补一下，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，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。她手艺不错，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，总理穿上很舒服，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。

　　在用的方面，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。

　　总理夜间办公，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，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。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，办公时间久了，灯下温度较高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有一种炙烤的感觉，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。找来找去，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，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。于是，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、铁工师傅，用已有的水管、铁皮加工焊接，再刷上油漆，成了一盏落地台灯。总理试用了一下说，做得不错，工艺水平不低，又快又省。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，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，便于挪动。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，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，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。

　　总理去世后，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，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，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。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，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。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，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。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，她说：“恩来用完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，等我死后，也用这个骨灰盒。”于是，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，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、晾晾。这期间，大姐几次讲，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，就用这个，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。如今，这个曾装过周恩来、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，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。

　　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

　　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“六不准”的要求：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、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、不准搞特殊、不准接受礼品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、不准盛气凌人。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，可想而知，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。

　　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、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。离京赴外地视察，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，包括秘书一人（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）、保健医生一人、警卫两人。1967年后，总理因心脏不好，增派一名护士，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。周总理在国内视察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

　　1.不准省、市领导人到车站、机场迎接。

　　2.不准宴请、不准陪餐。

　　3.两菜一汤，不招待酒水，不吃高级菜（如鱼翅、燕窝）。

　　4.房间内不准摆糖果、水果，茶叶自备。

　　5.去公共场所，不封园、不闭馆、不戒严。

　　周总理公私分明、严于律己，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。

　　“文革”前的几年，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，晚饭后，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，去剧院看看节目。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，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，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。

　　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，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。时间久了，手表逐年老化，原有的夜光不亮了，走时也不太准。张树迎和我商量，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，总理也同意了。1972年，周总理去上海，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，质量不错，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，这事很快就办好了。当时总理正在开会，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。没想到，还没等我们报告，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，问手表的事。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总理听后没动火，但还是批评我们说，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。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。

　　在外吃饭要付费，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。

　　1966年7月的一天，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。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，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。到了那，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。总理对我说：“你付钱。”他看着我按价付了0.25元，这才一手端菜，一手拿着馒头，走到餐桌坐下。此时，学生们都围了上来，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，气氛很活跃。这时，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，北京人称之为“高汤”，做法比较简单：葱花、酱油、香油，用开水一冲，便是一碗汤。饭后，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，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。总理说：“你不收，我就不走。”厨师见状，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，把原来开好的0.25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0.3元，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。

　　1973年9月16日，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。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，送别了客人，返回招待所途中，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“楼外楼”饭庄吃饭。吃完饭，我照例去结账，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，我拿着发票说：“10元1毛。”总理说：“太少了，这样他们会赔的，再去加钱。”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。总理说：“你不收钱，我就不走了。”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。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，才起身下楼。这时，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，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。那位服务员说：“要30元左右。”在回住所的车上，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，说：“他们这种做法不好，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。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。”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，总理很严肃地说：“你告诉他们，以后不准这样做，你再补交他们钱。”于是，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，请他们转交给饭庄。

　　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

　　周总理将“公”与“私”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，公家的东西，他从不贪一分一厘，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。

　　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，凡是因私用车，都要按公里付钱。他的“私”，是指去看戏，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、刮脸，去公园散步。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。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。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，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，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，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，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。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，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，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。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，司机也觉得不好办。最后经总理同意，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。当年警卫局规定，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。这样，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，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，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，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，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，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。

　　1962年，有一次在上海，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，谈话结束后，总理留他们吃饭。饭后，总理交代，这次是他请老朋友，要自己付饭费，不能用公家的钱，并叫我们去付款。我们认为，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，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，怎么能自己付钱呢？我们只是这样想，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，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。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，便叫当即付钱。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，不好意思向总理说。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，只带了伙食费，没带请客用的钱，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，下次来了再补交。总理没有责备我们，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，以后出差，时间再短，也要带上300元。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，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。

　　周总理工资的使用，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。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，周总理的月薪是404.8元，邓大姐的月薪是342.7元，两人合起来747.5元，在领导人的收入中，算是不少的，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，大体有：伙食费、党费、房租费、订阅报纸费、零用费（购买生活用品），特支：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、捐赠费。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，截止到1976年，两人共收入161442元。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36645.51元，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.67元，合计46864.18元，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，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。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，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，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，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。总理去世后，两人合计积蓄5709.8元。这以后，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。1992年，邓大姐去世后，我们遵照她的遗嘱，把她所有的积蓄，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，共计11146.95元，全部交了党费。

　　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，我深深地怀念他。我写此文，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、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，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，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。

周恩来的故事篇2

　　周恩来廉洁奉公，严以律己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，相关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，令人难忘。

　　我要中国料子 

　　进北京后，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，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，选中了北京“红都”服装店。工作人员介绍：“这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。”

　　周恩来笑着说：“我就是慕名而来的。”

　　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、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，周恩来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要中国料子，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。”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、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。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，始终整洁、挺括。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、挺括，其中当然有奥妙。周恩来有两只袖套，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，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。然而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，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，于是，便送去“红都”请裁缝织补。衣服虽然旧了，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，穿出来仍然整洁、挺括，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，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。

　　严控建造楼堂馆所 

　　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一些地方和部门想兴建大的楼堂馆所，对此周恩来总是迟迟不批。他常对秘书们说：“要我批准，签个字很容易。可这是国家的资金，人民的血汗，我是提笔千斤重啊！”

　　1962年6月，周恩来顺道去鞍山市视察，当时鞍山市刚建好一座新宾馆，当地负责人准备让周恩来住到那里去，可周恩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。周恩来说：“宾馆为何要盖得这样好？要知道现在全国有很多地方还比较困难哩，我不能住在这里！”

　　在视察中，周恩来又发现鞍山市还在新建的一个大礼堂，其中有不少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，于是周恩来当即说：“什么？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啦！”然后马上指示：“这个礼堂不能用！”

　　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” 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。这是一间老屋，陈旧、阴暗、潮湿，到夏季时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，这无疑会损害周恩来的健康，为此有关部门多次提出维修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

　　一次，秘书又以维修保护文物为名向周恩来建议维修西花厅，这次周恩来终于松了口，但明确表示“哪里坏了修哪里，绝不能铺张浪费”。不久，周恩来外出视察，秘书趁这个机会指挥维修工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了地板，并撤走了发霉的旧地毯换上新的，封严漏风的窗户，挂上了比较厚的呢窗帘，此外还搬来两把沙发，同时把房梁重新油漆了一遍。之后秘书一算账，觉得应该符合周恩来“尽量节约”的要求。

　　不料，周恩来一回来就发现了这些变化，他站在门口生气地责问：“为什么这样铺张！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？”

　　秘书连忙检讨：“总理，是我错了……您先进屋休息吧……”

　　周恩来气愤地反问：“我回屋，接受你的既成事实？”之后他又伸手指向屋里道：“把那些东西统统搬走，否则我不进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见此状，其他人忙追上去劝他，只听他大声说：“我不进，那不是我的家！”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、沙发、窗帘等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，恢复原来的旧貌，周恩来这才回到了西花厅。为了此事他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多次检讨自己，并教导秘书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要影响一大片。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……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
　　多付钱使下级不再送礼 

　　一次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因为思念老领导周恩来，就托人从福建送来了一筐桔子，并让人捎话说请总理尝个鲜。知道此事后，周恩来当即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大家觉得这样做有点不通人情，就劝他道：“既然已经送来了，不能再送回去。”周恩来想了想便问桔子多少钱一筐，在得知是25元一筐后，他马上吩咐秘书给龙飞虎寄去50元。

　　据了解，周恩来经常会收到一些老部下馈赠的土特产，对此他一概推辞，实在推不掉的总是按市价付钱，这次却超出一倍，对此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解，于是周恩来解释说：“我多付钱，他以后就不会再送了。”果然，自此以后龙飞虎再也不送东西给周恩来了。

周恩来的故事篇3

　　他离去

　　骨灰洒向祖国大地

　　身后没子女

　　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

　　50多年革命生涯

　　26载总理重任

　　“周恩来”这个名字

　　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

　　到今天

　　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

　　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

　　“人民总理爱人民，人民总理人民爱”

　　红军长征时，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身兼数职，极度繁忙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。1935年6月底，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，根据组织改选，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。一次，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。魏国禄告诉他，小组会开过了，看首长忙，就没通知。没想到，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：“那怎么能行？在我们党内，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，谁都要过组织生活，这是个党性问题。”

　　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，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.8级大地震。10日下午，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。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，说着：“乡亲们，你们受苦了、受惊了、遭灾了，我来迟了。”

　　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，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，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。周恩来不同意，坚持改变布置，让群众背风而坐，他自己迎着风讲话。

　　1943年3月18日，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。南方局的同志决定“热闹一下”，准备好瓜子、水果和糕点，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。可大家一等再等，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。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，周恩来说：“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！”后来，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。吃过面条，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，一干又是几个小时。当晚，他写下《我的修养要则》：加紧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坚持原则，向群众学习。

　　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，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：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，枕巾中间已经破损，他把中间剪掉、两端缝上继续用。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，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。了解情况后，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，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。”他还强调，即使以后富裕了，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。

　　1923年，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，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，周恩来写道：“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，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，一同上断头台。”这不是革命宣言，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。那个年代的情书，寥寥几字，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“互爱、互敬、互勉、互助、互信、互谅、互让、互慰”的“八互”原则，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。

　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，定下“十条家规”：

　　一、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，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；

　　二、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；

　　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，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，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；

　　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，不得用招待券；

　　五、不许请客送礼；

　　六、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；

　　七、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，不要别人代办；

　　八、生活要艰苦朴素；

　　九、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，不要炫耀自己；

　　十、不谋私利，不搞特殊化。

　　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，到1976年1月8日病逝，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，平均40天做一次，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，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，接见外宾63次，召开会议40次……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仍抱病操劳国事，他说：“古人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，也算得上是高寿了。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，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，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，去马克思那里报到，才感到安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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